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有着代代相承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典籍（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），另一方面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对经典的持续研讨和长期诵读传统（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）。

显而易见，这是对老聃复性说的继承与发展，尽管二者对人性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。这正是子思的义理之性与孟子的气质之性之间的分野。

如此，命与德就构成了一对相辅相成的范畴。性有卑谦辞让，故制礼以适其宜。普通人通过致曲，即致力于点滴善行的积累，促使体现诚性，从而达到诚性的形著而明。当然，作为人性的六气不可能是天的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六气。前者持义理之性说，后者持气质之性说。

常得而无丧，利而无害，故以德为名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从譬道之在天下也一语看，万物不但皆有性，而且皆以自然即德为性。从单经各自成书，到形成一个涵盖五经的经学体系，经历了从春秋战国到汉代的漫长过程。

7 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185-187、200-201页。除此之外，每一经在他经的解释中，也总能提供或多或少的帮助。五经之所以能共同构成一个整体，正因为每一经关注的问题其实并不一样。在笔者看来，经典间的开放互释与经典本身的闭合体系，在矛盾中形成了经典诠释发展的动力，共同推动了经典诠释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与演变。

董仲舒凭借基于《春秋》学的天人三策，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，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。无论是贯通不同历史时期的经义研究，还是断代中的经学史研究，针对每一经的诠释都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独立体系。

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的直接意图，是回应汉武帝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关切与焦虑。10 陈明：《帝国的政治哲学：〈春秋繁露〉的思想结构与历史意义》，《政治思想史》2019年第2期。12 班固：《汉书·京房传》，第3160页。如前所论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提出背景，是针对汉武帝的合法性焦虑。

天命思想本身可以追溯到儒家构建的上古史叙事中，上天从纯粹自然的天，逐渐具备了超越性的意志，上天的意志也成为人事的合法性保障，天命观念便成为道德意义上合法性的保证。《周易》诠释不仅是程颐、张轼、朱熹都看重的经典诠释，源出《易传》的太极、先天、河洛等概念，也是宋代理学家构建宇宙生成系统和图书易学的主要概念【17】。另一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五经或六经的排序问题。但郑玄远不同于西汉时代专注家法的经师，他采取的是今、古文并用的方法，这种混杂今古的方法论，在其三礼之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。

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，《易》四象之节也。不过，郑玄开创的交互诠释的经学范式，自此对经学形态的变革与发展起到了典范作用。

 摘 要：《周易》以天—地—人三才结构，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，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。而灾异、祥瑞等表征，恰恰是经学，尤其是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之学对天人系统的切入点。

但正因如此，在各自独立的闭合循环系统之间，反而不易产生根本性的矛盾。【10】此论揭示了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中的理论构建与《易传》的理论关联。因此，经学家们在整合经典思想体系的同时，先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：既然是从单一的经发展到作为文本和思想系统的经学，那就必须对不同的经典内容进行统合。因此，儒家天命论背后所追求的德性主张，也是其受到新兴汉王朝青睐的原因。西汉时，《周易》与《春秋》为董仲舒、京房等兼具政治家身份的经学家尤为推重，这两部经典在郑玄经学中也居于重要地位。汉代经学通过对《周易》与《春秋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，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，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，最终绾合出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。

8 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201页。酌古今，则贯乎《书》之事。

《公羊传》一直被认为是董仲舒阐述天人关系的理论基础，而公羊学处理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，便是对灾异的解释。在毛奇龄颇显古怪的经学论调和章太炎对惠栋的历史评价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点蛛丝马迹。

而其《春秋》学则存在早年学习《公羊》、后来转治《左传》的变化，除了针对何休的三部著作外，还有拟注《左传》之说16。如果从这一事实反思董仲舒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关系，便可进一步发现其中的问题。

在汉代经学将《周易》提升为群经之首后，《周易》与《春秋》便居于六经的首尾二位，前者最为抽象，而后者最接近现实。朝聘会盟，易大业之本也。著权制，则尽乎《易》之变。尤其在早期的西汉经学中，所形成的也多是以单经为对象，依照家法建立的闭合体系。

而这一融合阴阳与五行的学说，则是汉代《周易》与《春秋》诠释乃至汉代思想史的共同基础。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，也需要建立一个可以沟通天道与人道的途径。

或通过经典之间的互相引证，创造出新的经典诠释范式。因此，在两汉之交到东汉时，有着内学之称，更为直接地解释、预测政治活动的谶纬学说开始流行，传统的西汉经学便逐渐衰落。

但在不同的经典序列间，非但不构成冲突，反而有赖于经典间的互相弥合，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经学体系，为政治儒学提供充足的理论基础。其中，董仲舒基于阴阳五行学说的三统论构建，尤其是对五行次序的修改，便被视为一大明证。

然而家法之间的冲突，是在单经的不同诠释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如果说基于《周易》的灾异学说，是一种借天象以明理的范式构建，那么《春秋》，尤其是《公羊传》中的灾异学说，则是对客观的既有历史事实的解释。而在此二代之前的五位历史上的王者，便为五帝。6 参见韦政通：《董仲舒》，台北：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，1986年，第84页。

换言之，家法间的矛盾虽然基于学术解读，但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孰为正宗的较量。《周易》所能提供的，是纯粹抽象意义上的天—地—人三才的关联系统。

最终，这种连接天道与人事的路径被彻底抛弃，到王弼时转而兴起纯粹抽象的义理易学。这一解释背景的核心问题意识，仍然在于对天人关系问题的探讨。

但《周易》与《春秋》的关系则非常特殊，可以说，正是通过以灾异学说为中介的两经整合，才绾合出儒家经学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。如陈明所论：这种修改并不只是在原命题同一平面上的次序改动，而是将其整体生命化的点石成金转俗成真，是董仲舒根据《易传》的儒教世界模式对前《易传》时代各种五行观念的替代和覆盖。